我们如何规避风险？

目睹惨剧悲痛难抑的人们，都试图找寻一个剖析的角度。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看来，事件给予人们的启示是——用著名经济学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话来说，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切价值都要重新打量。香港游客的悲剧，根本教训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需要决策机制的根本改变。

对于这次的菲律宾劫持事件，郭巍青认为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与风险。“别以为这是很深奥的概念，其实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进步和技术进步，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断裂，它会吞噬人的生命。”

“市场力量把香港游客带到菲律宾马尼拉那个广场上，但极其不幸地与一桩本地纠纷相交叉。地方事务劫持了全球市场，造成安全危机。”而问题是，“事情必须交给国家来办。明明是我的人被你的人侵害，但是我不可以干预你的主权，地方长官不可以给总统打电话，不可以提要求，只能回头通过极其复杂的程序做出政治决定，再通过外交管道，发出信号。中间有无数完全不透明的暗道机关。”

“于是所有人都通过最先进的传播技术看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国际关系的机器嘎吱嘎吱运转了14个小时之后，竟然是满座鲜血，一车破碎，8位无辜者魂断马尼拉。”

郭巍青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菲律宾这个国家本身。“问题在于，统一的全球市场带来的福利与机会，因为没有一个同样统一的全球机制来保障，结果就变成风险。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一旦陷入困境，能不能有全球范围的专业队伍来解救（需付费）。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其实，这是想象力欠缺问题，甚至是一个基本知识欠缺问题。因为，全球治理的需求与现存国家制度的矛盾，在理论界已经讨论了起码20年。就原则上说，如果可以有世界贸易组织，如果可以有世界银行，如果可以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也可以有，比方说，‘联合国反劫持机动大队’？”

“换句话说，并不需要菲律宾强大，也不需要中国强大。需要的是相反，在全球旅游市场上，需要每个国家放弃和让渡一部分主权，并且广开资源，组建全球游客的安全保障机制。需要每个国家协助这个机制，用非政治方式，用最好的技术，救人于水火。”他表示，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终于允许国际救援力量的进入，标志着我们在根本思维上的一项重大进步。这才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