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过一段时间，中央司法机关都要发一道命令，要求聚集兵力解决某一类案件。近日，“民告官”成了“专项治理”的对象。据《新京报》5月23日报道，广东东莞召开的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传出消息称，从5月22日到今年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将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实行包案责任制，错案必纠。

恰在前一天，我读到与此相应的一则新闻，名目为“浙江宁海361名村民状告省政府不作为胜诉”。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因征地纠纷，宁海县胜利村361名村民诉浙江省政府行政不作为一案，被告为官，自无疑义；原告当中，却有一些人具备双重身份，如胜利村村民代表潘冬明，他是被侵权的村民，同时是胜利经济合作社管委会委员，若依改制前的说法，即村委会委员，所谓“村官”是也。这种村官恐怕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却依然属于“官”。如此，就此案来讲，“民告官”一说，就有些站不住脚。

当然，我们可换一种视野看此问题。潘冬明这种“官”，官气并不重，不同于以前的村官。潘冬明式的村官来自民主选举，另一个战壕的村官则来自上级任命。依照政治责任制，谁赐予你权力，你就对谁负责，那么潘冬明式的村官身上担负了新鲜出土的直接民意，他是民意的管理者，更是民意的喉舌，奔走于田垄地头。这样的村官是与民近还是与官近？

这不是说，上级任命的村官全不为民做主，民选出来的村官个个都是好鸟。只是在胜利村的征地纠纷当中，二者的行政风格是如此泾渭分明。那两份引起争议的土地协议，皆由上级（桃源街道）指定的村官以作弊手法，代表胜利村与宁海县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据此协议，村民能拿到的补偿费是最多每人不到两万元，而被征用土地的全部地权收益高达几千万元。据潘冬明称，“如果征地经由新选举的合作社委员会表决，这样的补偿条件是很难通得过的。”2008年11月，胜利经济合作社选举产生了25名社员代表，潘冬明为四位社管会成员之一。随后他们发现了两份征地协议的问题。

如果你有所留心，可能注意到了，在大多数征地纠纷当中，村委会及经济合作社的领导集体，都是和作为征地者的地方政府（以及其后的开发商）并排伫立于同一战线。哪怕政府并不是他们的权力源头，他们出自村民票选。然而，政府还有一套壁垒森严且辐射广博的人事组织制度，足以操纵民选官员的未来仕途。现在的基层选举，至多推进到乡镇一级，就是说，你这位民选的官员，如潘冬明，走直接选举的民主程序，至多做到乡镇长，再想往上爬，就得屈服于官僚科层制，就得听命于公权力的意向和潜规则。除非你无心仕进，打算做一辈子乡村与社区领袖，你才有底气选择与上级政府不合作，事事以民意为依归。

事实上，这种“不合作”的难度何其大也，所付出的代价何其大也！对潘冬明这种刺头村官，地方政府有的是法子。新闻透露了一个细节：“新当选的社管会，至今没有获得街道党工委发放的委任书。”这是街道党工委工作失误，还是故意为之？不管怎么说，缺失上级的委任，导致潘冬明等人所行使的合作社之权力，只有正当性，没有合法性，只能瘸一条腿走路。

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乐观起来。此前的“民告官”，民多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各个击破；而如今当潘冬明这种有政治身份、有行政工作经验（曾担任过胜利村村委会主任）的人挺身而出，充当代表，与之交涉，进入司法程序，民意的力量便很容易凝聚起来，正当起来。在官与民的博弈当中，地方政府不仅要与法律作战，还要与合法化的民意作战，与知己知彼的民意领袖作战，它若想摆平这场战争，必须支出更大的政治成本。这极可能致使它距离正义渐行渐远。

回头说“民告官”。中国行政诉讼如何打破困境，冲出瓶颈，最可行的路径有二，第一是司法权超脱于行政权而独立中流，譬如开头所述的最高法之努力即可归属此中；第二乃是培植民力，使民有充足的力量与官相博弈。人们往往注重前一条，而漠视后一条，其实后一条路径更为根本：当民力大于官力，民气压倒官气，公权力者哪还敢肆无忌惮，为非作歹？也许，不必进入司法程序，官民博弈就分出了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