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有关专家认为，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7月29日《人民日报》)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城市。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所以，“逃离”未尝不可接受，至少给了自己选择不同路径的可能。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同义词之势。公众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上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节，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失之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