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马上就办办公室，是为了改变机关拖拖拉拉、推诿卸责的作风，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而叠床架屋地在既有机构外“外挂”的一个机构。这个部门负责督促着各部门遇到问题时要“马上就办”，意在推动政府部门养成“马上就办”的习惯。

这种叠床架屋的行政思维，与我们在反腐问题上的制度思维是一致的。这个部门有问题，就设立一个部门去监督它，另一个部门也出问题，就再设立另一个机构去监督，可以不断地外设这样的机构。可这样的做法，永远都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个悖论——负责监督的那个人同样可能腐败，谁去监督它呢？

同样，“马上就办办公室”面临着同样的悖论，“马上就办办”催促别人去“马上就办”，如果“马上就办办”同样有拖拉懒散、推诿卸责的作风，如何能让“马上就办”的作风在机关立足生根呢？就像物理学上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一样，我们不妨问问，到底第一推动力来自哪里，谁去推动和保障“马上就办办”去“马上就办”呢？按叠床架屋的逻辑只能是，再设一个办公室在“马上就办办”后面抽鞭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通过“谁懒散拖拉就严惩谁”这样的法治安排，通过内在的制度压力对懒散的公务员施压，逼他们依制度去“马上就办”，而非要借助“马上就办办”这样的外在部门去管。这种“办公室治”，其实是“人治”的翻版。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