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号召要“创立新知”。创新是文化繁荣的助推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很重要。

可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文化领域模仿成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不久前表示，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比如，近几年的电影或电视剧，都时兴经典重拍，但基本上没超过原作，因为他们在模拟原作的基础上，并没有多少创新。这种现象，在社会语言界也是如此。某个词语或话语出现后，众人群起而仿效之，如“谁动了我的奶酪”，模仿者的句式就是“谁动了我的XXX”；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团长我的团”，那么，就有许多“我的XX我的X”出现。还有，一些电影走红后，其名字也都被一一模仿，如“一地鸡毛”、“非诚勿扰”等等。

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只不过是大众娱乐节目而已。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些影视节目，收视率相当高，在受众中特别在青少年中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像上面所举的语言的运用，已经涉及我们的社会语言是不断优化创新还是低俗浅陋、千人一口的问题。当这样的因袭模仿成为一种社会思维的共性和惯性，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和价值认同，以至小学生都不自觉地在这样的大众教育形式中，逐渐养成模仿性思维，文化还怎么谈得上创新呢？

类似的情况已经波及学术界。当今学术界模仿、重复的东西比比皆是，极少创新之作。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先生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看法：80余年来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近年来学术剽窃和失范的现象虽已遭到普遍挞伐，现在写论文公然拷贝别人的文章然后进行剪贴的现象似有所收敛，但“意袭”者比比皆是。如此因循模仿，如何会有新意？更令人担忧的是，受此风波及，一些初学者还以为这就是写论文的正途。如此，不但谈不上创新，还因为作者已经形成了认识误区，长此以往，必将葬送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再来想想“钱学森之问”，对创新的问题就可能有更深的认识。钱老问的是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也就是创新型的人才。钱老非常怀念他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精神不是孤立的，它与大环境有关。所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并不是只到大学才开始。它应该从幼儿园就开始，着力在全社会创造一种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只是金字塔的尖顶上的事情，其基础在社会，在底层。如果国人的思维中缺少了创新意识，大学是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因袭模仿，不是对传统的继承，是淹没和亵渎了传统。只有创新，文化才会发展。少点模仿，多些创新吧。（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