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一直受到社会广泛诟病，加强公车私用的预防、监督，严查公车私用案例、严惩相关责任人的呼声一直很高。不过，公车私用到底该怎么处罚，却一直说不清、道不明。

最新的事例，发生在安徽蚌埠市下辖工商所一位所长的身上。此人开着执法车去超市购物，在被举报核查后近日被免去职务，同时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扣除当月全部工作性津贴。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分局局长、副局长等受到批评教育和书面告诫，扣300元工作津贴。蚌埠市的处理结果得到社会积极评价，不过，类似事件中公车私用所受处罚的“不同待遇”，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同样值得关注。

比如今年1月，四川达州市开江县看守所副所长胡某，在办案返回途中用警车接放寒假的女儿被曝光，胡某受到向局党委作出检讨、承担公车私用费用、被免去副所长职务的处罚。今年２月，四川中江县司法局出现警务车私用，当事人受到在局职工大会上作检讨、支付车辆使用费150元、被免去副科长职务的处罚。

相比以上案例，更多的处罚却显得太轻了。湖北某市通报的该市２０１１年１０余起公车私用典型案例中，大多都只有行政警告处分并处不同数额罚金，有的还只是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书面检讨、单位通报、补缴燃油费等。在这10余起案例中，有一件同样也是因公车接送小孩，所作处理只对当事人作出“严厉批评教育”。“典型案例”尚且如此，至于更多地方的非典型案例，处理情况也就不得而知。

同样的性质，迥异的处罚，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信服程度，也影响到公众对于公车私用应该受到何样处罚的理性认识。公车私用处罚凭据，大多称“依据相关规定”，至于到底是何规定，几乎都语焉不详。社会所理解的规定，也多是党纪规定中的“不准”“严禁”。“相关规定”的阙如，难免让人对处罚的理直气壮产生疑惑，甚至引发一些人对“潜规则”的不良猜想。

在将依法治国做为基本方略的今天，畸轻畸重的处理结果显然已不合时宜。面对频发的公车私用，作出相对明确、统一的处罚规定，杜绝公车私用处罚的“橡皮筋现象”，营造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