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则观照的,应该是普遍人群的普遍问题,特别极端的问题用统一规则去约束,伤害无辜的概率要大得多

近日有报道称,北京一80平方米的出租房住了25人,引发网友热议。7月18日,北京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通知》规定,北京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不得超过2人,不得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能出租。(7月18日新华社报道)

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苛,要求不可谓不具体,但遗憾的是,网民的评价普遍不高。有人调侃,“制定这种规定的人,显然是说话不腰疼的官僚派”；有人感慨,这种蜂窝居住方式是万千北漂者不得已的选择,把他们搞得一张床都租不起了,难道让大家流落街头?有人批评,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很美,问题是,一来这样的界定不好执行,较难取证；二来若真能执行下来,会起到很多负面的连锁反应——最直接的就是,北京市面上的房租会涨起来,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安身立命的成本会增加；接着会影响家政、保洁、物流等方方面面,最后成本都转嫁到北京市民身上；甚至有人预估,京城的房价也会受其影响而走高。

对于这些质疑,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不知会委屈多一点,还是汗颜多一点?

租房是一种市场行为,当政府部门有形的手要对这个市场施加影响的时候,一定得慎重。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不能总是单向度地自我强化合理性。即便要进行干预,也应该着眼于创造条件、制定安全底线标准、稳定中介秩序等方面,在宏观上加以引导。具体怎么租、怎么定价,交给市场自发调节、自我发展要好一些。

简单地划定一个硬杠杠,人均不得低于几平方米,绝对化的“不得分租”,看起来是一片好心,但这种家长做派,常常会把市场搅和得更加复杂。不错,像前面所报道的,80平方米出租给25个人,当然是个恶劣的极端案例,但将极端案例作为立法立规的参照,是容易出现问题的——立法规则观照的,应该是普遍人群的普遍问题,特别极端的问题用统一规则去约束,伤害无辜的概率要大得多,当你去管25个人租住80平方米的时候,是不是要把5个人租住80平方米的人就简单地“牺牲掉”?

社会管理需要精雕细刻。一纸文件,会起到波动市场的蝴蝶效应,出台一个“不得……不得……不得……”的规定,可能是天底下最容易做的事情,可消化社会上一个个角落里“不要……不要……不要”的抵抗情绪,却并不那么容易了,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精细化治理的社会,应该少一点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严苛禁令,多一点点点滴滴、慢工文火的条件创造。比如,北京群租混乱房租过高,据报道不受规范的黑心中介利益驱动是重要原因,在制约黑中介上,做了哪些努力?“蚁族”们牺牲尊严,在最最狭窄的空间里几近窒息地生存,工资总是跑不过CPI的问题该怎样破题,政府为了企业轻装上阵不要求企业考虑职工居住问题,是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成本?面对大量蜗居、蚁居的底层劳动者,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多的廉租房供应,是否考虑给纳税人适当的租金补贴?对于群租严重的聚集区,是否在社会治安、防火防盗等方面给予了更多有耐心的观照?

现代政府必须意识到:政府管得太宽,民众的生存空间就容易因此而变窄。禁令这东西,素来犹如黄河堵水,此处堵住了,不知道会在哪处决开了口。与其武断地在水患处投下砂石,寄望于禁令一出天下无事,毕其功于一役,莫若多一些文火细活,从安全标准、租房中介、收入拉升等各个层面创造条件,熬制一锅“疏导”的内涵汤药,于无形处,消除“群租不安”这个城市化进程里的浮肿之患——让黑中介从裸奔的昧心钱中走出来,让全社会从群租混居的安全忧虑中走出来,让每一个“蚁族”之士都能自我地挺直腰杆,从那些毫无空间的窒息小格子里“从容而舒展地”走出来,走到宽大舒适的房子里去。这,才是有尊严的社会生活,也是有品质的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