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因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到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1/8的国土面积，全省3500多万人中，300万人受灾。建在采空区地面上的窑洞不断出现裂缝，适逢雨季，雨水就顺着裂缝灌进去。一些煤矿给村民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款，远远不够购买村集体盖的新房，有的仍住在窑洞里的人怕窑洞坍塌，晚上钻到箱子里睡觉。（7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曾经“因煤而富”，如今却“为煤所困”。煤矿开采为生态环境本就脆弱的山西留下了大面积的采空塌陷区，致使数千村庄房屋受损、耕地毁坏以及饮水困难。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到770亿元。从宏观层面上，我们逐渐富裕着；但在微观层面上，却有因生态欠账而返贫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得不察。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污染加重、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粮食减产，与富贵人群没有多大关系，而只跟穷人有关。某种程度上，富贵者是当地资源的受益者，他们通过承包、开采等等围绕着资源运作的方式，发家致富、身价陡增之后，往往选择带着真金白银离开那片土地，到公共服务更完善的城市去生活，把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留给无力搬迁的穷人。那块越来越贫瘠破败的土地，只是他们的淘金之地，而非生存之所。

近日，环保部部长周圣贤接受采访时指出：“开宝马车，喝污染水，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工业化、现代化。”诚哉斯言。对于很多靠资源开发而暴富的人，开宝马车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却不得不与其他人一起喝污染的水、呼吸污染的空气。这看起来是一种无奈。但最可悲的不是开宝马车、喝污染水的群体，而是没有从区域工业发展和资源开采中获取太多利益，无力选择居住环境，必须留在原地，既开不起宝马车又不得不喝污染水的底层群体。

这是一个很难化解的矛盾。报道显示，在山西，无力搬迁的村民状告煤矿往往会无功而返，遇到架子大的国企煤矿，更是“连个管事的都见不着”，最后只能找政府，而政府无能为力，致使矛盾冲突不断。事实上，对基层政府部门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难堪重负的“黑洞”，不要说几百亿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更不要说恢复生态环境所需的无以计数的资金，只是安顿底层群体的生计，都有可能让财政捉襟见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山西。2011年，我国公布了一份“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共有69个城市上榜，这些城市往往因资源而生，也因资源而败落。像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玉门、湖北黄石、云南东川、陕西神木等等，都存在着“无力开宝马，只能喝污水”的底层问题。这种集中于底层的贫困与无奈，既呼吁资源开发中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的“高压线”，也诉求着利益均沾共享机制和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还提示着产业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开不起宝马车的人”，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燕农（河北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