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同时，需要大胆进入错综复杂的存量地带，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不同领域改革互相配合、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是这次中央全会最突出的主题，社会各界对此充满了热切的期待，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改革，都可望通过这次大会的总体部署，得到切实的推进和重要突破。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社会不断激发活力、释放红利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启动之初，社会起点低，百姓普遍贫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极度僵化的传统体制的束缚，解放长期压抑的社会生产力，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帕累托改进”。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进入增量改革优先、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阶段。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减轻社会震荡，逐步消化改革的成本和代价，改革不再直接触动传统体制承载的存量利益，而是从增量改革入手，不断扩大和优化增量利益，把改革的总盘子做大，不断巩固、强化改革的方向。

增量改革模式延续至今，改革的局面与情势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逐渐成熟，多数能够改、容易改的领域的改革已经完成，增量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能够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帕累托改进”越来越少。加之公共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初步生成的中产阶层，都感到自己的利益难有保障，甚至产生了不小的“受损感”。另一方面，传统体制承载的存量利益群体，以及一些由增量改革“积累”而成的新的存量利益群体，以各种手段强势介入增量改革，将增量改革形成的增量利益掌控在手中，原本以市场发展、社会发育为主体的增量改革，变成了存量利益群体主动出击“跑马圈地”的运动，不但传统存量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未能消除，一些新兴增量利益群体由于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有意无意也转变成了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力量。

经济有“增长的极限”，中国的增量改革模式发展到今天，也面临着某种“增量的极限”带来的尴尬。如果“增量的极限”迟迟不能突破，改革的结果很可能是巩固传统存量利益群体和新兴存量利益群体的结盟，传统体制和利益格局愈发固化、僵硬、牢不可破。要突破增量改革的极限，重塑改革的共识和正当性，就必须对改革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由增量改革优先、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模式，转入存量改革主导、以存量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模式。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同时，需要大胆进入错综复杂的存量地带，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不同领域改革互相配合、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方能突破增量改革的“极限”。我们要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努力破除体制、机制、制度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和创造活力的痼疾，理顺转型社会中纷繁纠结的利益关系和各种矛盾，只有坚定迈出全面改革的步伐，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历史性的改革攻坚战，为国家和民族开拓出全新的希望。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