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监督公车使用必须公车本身具有可识别性。公车的身份越明显，信息越丰富，公众监督的效率就越高，公车越不容易被滥用。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从现在开始到本月底之前，将完成公务用车的标识喷涂工作：一般公务用车在左后轮上方喷涂“永胜县公务车”，在右后轮上方喷涂“严禁公车私用”和监督电话号码。

日前，中纪委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时称，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丽江市永胜县雷厉风行，让公务用车统一标识的“条件”先“成熟”起来，意义非比寻常。

长期以来，公车购买、使用存在两大“特色”：一是滥购，二是滥用。级别较高的官员自不待言，离退休之后仍可以享受公车，在基层一些科级干部都拥有自己的“专车”；至于使用，更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很多公车几乎成为官员不付费的“私车”，用于私人事务，将公车开到不该去的地方，譬如酒楼、娱乐场、风景区等等。去年国庆长假，有网友竟然在老挝万象发现了一辆某单位的公务执法车！

公车改革首先要做“减法”，制定更为严格的配备标准，将公车配备标准与公车总量降下来。而对存量公车，采取“紧盯”——监督公车使用，防止公车私用。监督公车，无非有两套系统：体制监督、公众监督。体制监督，如一些地方开始使用GPS定位系统——在每辆公务车上安装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身份识别车载终端，实现对公务用车使用人以及车辆实时轨迹跟踪、历史轨迹查询等，用科技“天眼”盯紧每一辆公车，并适时曝光公车私用情况。实践证明，此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正面的。

若从成本—效益论，公众监督更符合成本核算。体制内的监督，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其监督效果也容易受到人为左右，公众监督则不需要这些成本投入，少量的成本可以转嫁到公众身上，像“随手拍”一类的监督。只要体制监督能与公众监督顺利对接，双管齐下，效果就将是显著的。如南宁市于今年6月组织媒体对公车违规现象开展重点曝光，并发起“随手拍”活动，就曝光、处理了一批公车私用的官员。

公众监督公车使用必须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公车本身具有可识别性。公车的身份越明显，信息越丰富，公众监督的效率就越高，公车越不容易被滥用。如果公车都喷上醒目的标识并有监督电话，谁还敢将它停在大酒楼、娱乐场、风景区外面？因此，欲坐收公众监督之利，应从公车统一标识开始。许多国家、地区也是这么做的，譬如美国，联邦政府公车不但使用政府专用车牌，车身都印有“美国政府”或“仅供公务使用”字样。香港特别行政区亦然，政府车辆车牌一般都是用“AM”作为英文字头。大街上跑的哪辆是公车，普通香港市民一望便知。

公众对公车使用进行监督，既是权利所赋，与体制监督形成合力，也可倒逼政府公车改革，将“三公消费”拉下来。应该从这个角度与高度来解读公众监督，而不是单纯地将其视为公众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