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城镇、地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位置和空间，人口汇聚北京的压力将极大地减轻。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我们在享受城市所带来的诸多便利的同时，正在承受城市发展过载带来的代价。

从北京，到东京，再到纽约，世界性的特大城市几乎在遭遇一个共同的难题，这就是城市病。膨胀的人口，污染的空气，拥堵的交通，高企的房价，正在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这也就决定了，求解大城市病将成为今年北京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

对于北京来说，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超过2000万的常住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的人口规模。又在这样一个比较狭小的区域内，其治理难度必然空前增大。在相当意义上说，当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很多常规性的措施和办法，往往很难起作用。这也决定了特大城市治理的极度不易，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在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上衍生的问题，决定了其水资源短缺更为突出，交通拥堵让很多人闹心，甚至不断攀升的房价也有某种“刚需”的支撑。与此同时，北京作为首都，承载了全国许多人的梦想与希冀。来这里寻梦的人源源不断，导致蜗居、群租房、大杂院杂陈其间。

诸多问题的交织，也决定了破解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可行的办法，往往是一点一滴地校正，促其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不断纠偏。

从理想状态看，治愈特大城市病的最好办法是减少人口，把规模减到与其最佳承载能力相适应。然而，这对北京来说完全不可能。一个城市有包容与气度，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的现代文明，更体现在它给予每一个寻梦者的空间与机会。有人说用高生活成本可以驱使更多的人逃离，但是如果城市让人生出这样的绝望，这样的城市也将失去生命。

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北京只能以现有常住人口规模为前提，作为其治愈大城市病的前置条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只能沿袭现有人口规模和城市格局，听任城市功能与规划不足的问题不断积累。

多少年来的历史原因，使北京形成摊大饼式的发展格局。中心城区向外的放射式状貌，形成了早晨向中心集中、晚上向周边扩散的交通景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变现状。使城市规划更科学、城市功能区域设计更合理，使产业结构和布局更优化，或许是破解大城市病的顶层设计。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设计北京的中心城区，加入人口规模、交通、居住、产业等参数，很多问题可能都不是问题。北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显然，这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

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治特大城市病，还有赖于全国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城镇、地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位置和空间，人口汇聚北京的压力将极大地减轻。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 金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