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是对当初养老承诺的变更，而这一承诺是劳动者通过按时缴纳保费换来的。延迟退休改革设定过渡时期，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为修改承诺留下了时间和空间。在“老人老办法”的政策安排中，向劳动者支付合理的利益对价，无疑是个必要的选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昨天表示，中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5岁，据有关研究机构的专家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2033年突破4亿，2050年达到4.83亿，延迟退休年龄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需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研究制定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必须在“不堪重负”的时点来临前做好准备。但是，当延迟退休成为公众必须付出的代价时，国家在物质利益方面不能让百姓“吃亏”。

很多媒体都做过与延迟退休相关的社会调查，调查结论大同小异，多数人不支持延迟退休。作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延迟退休却频频遭到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劳动者担心利益受损。作为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延迟退休很可能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因为缴费增加，领取养老金总数却减少了。

延迟退休年龄，确实可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但是，有关部门在制定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不能简单地将“延迟退休”与缓解社会抚养压力挂钩，把“延迟退休”当做减压阀，当做弥补养老金缺口的特效药。需要明确的是，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只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殷实，而且可以释放出巨大改革红利的领域也有很多，这些都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有关部门在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调动各种资源、平衡各方利益，最终以改革增进公众的福祉，而不能使普通劳动者利益受损。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公众的广泛支持，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也不例外。以我国唯一进行延迟退休试点的上海市为例，2010年10月开始，上海展开城镇企业职工“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尝试，改革试点两年多，参加者寥寥，究其原因，就是职工有利益受损之忧。有人算了一笔账：一名普通职工延迟退休期间需多交纳近三万元保费，参加试点者65岁退休，他们要在退休十年后才能把多交的钱挣回来，而现今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准确数字为74.83岁。如何做到让利于民，而且“利”要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这是我国在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推进延迟退休，离不开公平养老环境的建立。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2014年将重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解决“双轨制”及“待遇差”问题。目前我国实行养老金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缴或只缴纳少量保费，养老金由财政统一支付，企业单位实行“缴费型”养老保险统筹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退休人员1倍以上。养老金双轨制有悖社会公平，不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急需切实推进养老金双轨制改革。

正在酝酿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已经“定调”为渐进式改革。这就意味着，政策实施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承认这个“过渡”十分重要。我国企业单位实行“缴费型”养老保险统筹制度，这项制度存在的基础是一份保险契约。政府机构如果单方面做出延迟退休决定，无疑破坏了养老保险中双方已达成的约定。延迟退休是对当初养老承诺的变更，而这一承诺是劳动者通过按时缴纳保费换来的。延迟退休改革设定过渡时期，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为修改承诺留下了时间和空间。在“老人老办法”的政策安排中，向劳动者支付合理的利益对价，无疑是个必要的选项。

总之，延迟退休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但在政策过渡期间及改革全面启动之后，都不能让普通劳动者吃亏受损。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