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两高报告出炉。谈成绩，有目共睹；谈问题，切中要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报告，直呈六大问题和困难，不掩饰、不回避。而这些问题，又反照法院体制机制的缺陷，折射着未来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路径探索。

这些问题直指司法不公现象——“有的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公信力”；毫不讳言司法为民不力——“仍然存在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方面还有差距”；坦言存在司法行为不规范——“少数干警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重，司法行为不规范、不文明，对当事人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有的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述在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司法规范方面暴露的种种问题，在最高院报告所列的六大问题中就能寻找到答案。“保障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影响力审判质量和效率。”归结到一点，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还不彻底。

地方化和行政化一直是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因素。“地方的”法院和“行政的”法官，使得法院带上浓厚的行政色彩，积弊丛生。当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法院难免受到地方行政权力干预，有的甚至成为地方行政权力的角力场；当法官有了官阶，办案需经过层层签审，审判成审批，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亦无法避免权力寻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法院“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一方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另一方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只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无论是“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都是一场触及多方利益的革命，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者，触及地方行政利益；后者，动了自己的奶酪，改起来均不易。因此，尽管有改革顶层设计，但底层却未拿出敢作敢为的勇气和善做善成的智慧予以呼应。

“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变革，意味着法院在转型社会背景下的重新定位、重新出发。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者，社会治理中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秩序的稳定者，它尤其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从权力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因为，一个社会，要使规则能够很好地实行，必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