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中，学者们更看重科研项目的性质、经费的多少，而较少关注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像车洪才教授这样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潜心投入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的学者，在当下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于今年出版。这是一项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家任务——1975年全国辞书会议提出，十年间编纂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978年车洪才和助手接下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历时36年终于完成。当车洪才将200多万字的词典书稿交予出版社时，出版社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4月8日《北京青年报》）

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一席话令人感慨。一项重要学术研究项目，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真正要取得成果，更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与坚持投入。这给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启示是：国家对科学研究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减少对科学研究的行政主导，要把学术的事情交给学者和学术共同体来完成。

某一项国家任务被遗忘，首先缘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领导变动、领受任务的学者的工作变动等，但也反映出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主导学术项目的共同问题——对科研项目的确定，对研究过程的推动，很大程度上都维系在政府身上，一旦机构人员变化，科研项目就存在变数。车洪才教授承担的“国家任务”在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和今天一些政府课题几乎一样，都是“重立项轻研究”，在科研项目立项之后，当事各方就大功告成，至于项目的研究进展、成果如何，往往并不受关注。更严重的问题是，如学术界流行的说法“（申请项目时）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不少国家任务在下达时十分隆重，很快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就把具体的任务淡忘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消化”经费、如何摆平方方面面利益的事了。

车洪才教授36年没有忘记自己领受的国家任务，并为这项任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不是为了获取巨额科研经费，也不是为了获得国家任务带来的荣誉，而是为了兑现自己对学术科研的热爱和投入。车教授说，“我没有委屈，但经历过伤心的事。卡片曾经被毁坏过一批……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着，看一眼心里都难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如果换了一个主要为获得科研经费、谋取自身利益的研究者，是不可能有车教授这种情感的，也不可能像车教授这样坚持下来。

在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中，学者们更看重科研项目的性质、经费的多少，而较少关注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据出版社介绍，像辞书编写这样的冷门工作，现在一般不会纳入国家科研项目，多数年轻学者并不愿意涉及，更不愿意为此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更进一步说，像车洪才教授这样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潜心投入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的学者，在当下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亟须改变。行政主导的学术研究不但受制于行政意图，难以让学术自治，也会催生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学风，学者会失去自己的学术追求，转而围着功利的学术指标转。这样的学术指标，会把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行政主导的领域，政府不重视的领域就乏人研究，由此产生很多“应景研究”、“政绩工程”或“烂尾工程”；也会让学者失去学术研究的兴趣，甚至失却基本的学术操守，并把学术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

坚持30多年，只为完成一部政府部门不再关注的辞书，为了救赎一项已被遗忘的国家任务，在今天的学术界，还能找到多少像车洪才教授这样的学者？培育、发扬这种可贵的学术精神，珍视、巩固这种不竭的科研驱动力，需要改变行政主导的学术体系，需要学术共同体坚守学术价值，让学者摆脱行政主导的学术指标的干扰，真正回归学术理想和学术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