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试点推进、示范引领，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成为应用技术大学和应用型高校。日前，教育部透露出设立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对现有高校进行大调整的消息，引发了教育界人士尤其是高校工作者的诸多议论。最有争议的意见，则集中在今后大学发展中，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行政权力该如何妥善且合理地运行。

在新中国历史上，1952年启动的院系调整和1992年启动的高校合并也是由行政权力主导的高校大调整。这些调整在短期内解决了当时的某些问题，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尊重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校发展规律，遗留了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与此次将高校分成学术型和应用技术型相类似的是，195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理工分家的理念下改成了工程物理系，导致“理”与实践脱离，“工”则缺乏理论滋养，难以接续从前的辉煌。

手脑相长是个体成长发展的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在教育中不能将学术与应用技术决然分开。以乔布斯为例，如果没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天赋以及各种理论素养，他的技术可能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正常情况下各个学科发展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些学科偏学术理论，有些学科偏应用技术，有效地发展策略应该是创造环境由其自主发展，不宜简单地一刀切为学术型或应用技术型。想想过去在一个行政指令下办起来的一批应用型高等院校，再想想“钱学森之问”，今天的我们当引以为戒。

对于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要做更深入的分析，应该看到它不是学术型高校数量与应用技术型高校数量之间的矛盾，而是学校在各种管属下自主性不足难以适应人力资源市场对人才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尽快推进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真正的管办分离，建立规范的现代大学制度，让不同大学自主地确定自己的定位，动态调节学生培养方案，更好地分层满足人力资源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而非生拉硬扯地将高校分裂成学术和技术两队。

自1985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就曾多次规定高中阶段普高与职高的招生比例，结果总是不断被反弹突破，以致职业高中采取春季招生等各种手段也难以招到学生。现在的两种高考只不过将分流从初中升高中挪到了高中升大学，在上述社会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就有足够数量的学生去考应用技术型高校呢？又是否就有那么多的高校愿意排到应用技术型高校这一队列中来呢？这些实际问题都应考虑在内。更关键的是，仅仅指望在高等教育阶段解决应用技术人才问题的想法也过于简单，只有把它放到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整个教育过程中，才能得到系统彻底解决。

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今天，再用行政手段对高校进行硬性分队合不合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细细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