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撕书狂欢”行为被老师制止，长武县中学6名高三学生将一名老师打伤，本报昨日对此事进行报道后，引起各方关注。目前，6名涉事学生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6月3日《华商报》）

6名高三学生对制止自己撕书的老师进行围殴，甚至打断拖把。目前，打人者均已经被立案调查，但考虑到他们都是面临高考的孩子，如需依法行政拘留，或会特事特办，等高考结束后再进行处罚。

然而，“特事特办”点燃了围观者的“火药桶”。很多人立马给出了“法律轻，高考重”的断论，一些媒体也提出了“法律是否该为高考让路？”的讨论由头。从跟帖回应的数量来看，群情激涌的人不在少数。

其实，新闻报道的关键词，应是“人性化执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一说法似乎和城管挂钩的次数更多，其也正是呼吁大众对某些刚硬法规，存有温柔的人文关怀。不过，在这一事件中，因涉事人员涉及高考，且有可能对他们“特事特办”，于是，人们之前对于人性化执法的拥趸，便瞬间转换了立场。

那么，同一概念为什么会有如此泾渭分明的表情符号？难道这是源于人们对高考的“苦大仇深”？从往年的报道轨迹看，但凡到了6月，有关高考的奇葩新闻就必然井喷式爆发。像什么母亲出车祸还要让孩子去高考啦、家长因为考生迟到给门卫下跪啦、隐瞒亲人去世啦……各种撕裂亲情伦理的行为，只因“高考”这一人生电梯的横亘，让人们对此见怪不怪。

所以，警方在对6名打人学生打算进行“特事特办”的时候，围观者纷纷按照惯性情绪进行了解读。“以前是亲情要给高考让路，现在连法律也不能免俗！？”然而，这类舆论的背后，多少融入了发声人自己的主观臆断。

原文的“需依法行政拘留的话”，即便在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或者是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对于这些适用对象，行政拘留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如果再套用国外的听证式的处理程序来看，打人者估计也可能会被“特事特办”。因为被打的老师也主张“高考完再处理”，当然，这不能作为办案主体方针，但却可以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法律并没有对这6名打人者真正施行“特事特办”，而是在法律的条条框框中，进行合理的运作。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对“高考”二字耿耿于怀，漫无目的地宣泄情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