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状况，可以用来对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断，其中的不良信用记录可作为法定范围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但这必须限于现有的法定范围，超出法定范围限制公民的权利，就是对公民信用信息的误用滥用，有权力越位或行政违法之嫌。

江苏睢宁县居民张某这些天比较郁闷，他查到自己今年有2次闯红灯记录，“罚钱是小事，关键是要被扣信用分了。”睢宁县2010年起全面启用大众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大到违法乱纪，小到拖欠信用卡水电费，都会在这个系统中显示出来。114万市民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A、B、C、D四个信用等级，最高的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

像张某这样因闯红灯被扣信用分，由此可能在个人贷款、入学就业、资格审查、申请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限制，在睢宁县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罚则”。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推行全覆盖式的大众信用管理制度，就是要让良好信用行为人受到优待，让不良信用行为人受到制约，形成“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社会共识，以此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促进社会风气好转。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固然不错，也取得了一些颇受百姓认同的效果，但是，在建设法治文明的今天，政府的任何施政行为，特别是直接针对公民权利的施政行为，都必须经受合法性的考验。如果一种施政行为明显背离了法治的原则，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和看似积极的效果，也属于权力的越位或错位，甚至涉嫌行政违法。

睢宁县大众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涵盖的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征信内容，如银行还贷记录、信用消费记录、水电气缴费记录等；第二类是一些违法行为，如交通违章行为、治安违法行为；第三类是一些不文明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目前条件下，第一类信用行为原本已纳入由金融机构掌握的征信系统之中，公民若有这类不良信用记录，将在个人贷款、信用消费等方面受到相应的限制，无需政府在此之外施加其他限制。同样，公民如果有交通违章、治安违法等行为，按照现有法律法规须受到相应的处罚，无需政府另行施加限制或作处罚。第三类不良信用行为大多属于公民教养或道德层面的问题，一般予以教育、规劝、舆论谴责即可，政府如果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制裁，显然是过于严苛了。

必须看到，那些被当地政府用来对不良信用行为人施加限制的事项，如政审类考察、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助等，它们本身都自有相应的评判和审核标准，有的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这些事项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或救济密切相关，政府如果在原有标准之外附加新的标准，在法定门槛之上擅自抬高门槛，就是给公民行使权利、获得救助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将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流失。一个公民申请教师资格、律师执业资格，或者申请工商营业执照、申请低保救助，如果他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他的申请就应当得到核准，他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如果他有过水电气欠费记录或交通违法记录，在依法依规受到相应处理处罚之后，有关部门仍揪住他的这些不良信用记录不放，以此限制或否决他申请资格、执照或救助，这就是典型的一事二罚、法外施罚，构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剥夺。

个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状况，可以用来对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断，其中的不良信用记录可作为法定范围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但这必须限于现有的法定范围，超出法定范围限制公民的权利，就是对公民信用信息的误用滥用，有权力越位或行政违法之嫌。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制约，一不小心就露出权力越位或违法行政的“尾巴”，睢宁县推行大众信用管理出现的问题再次警醒我们，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综合改革，强化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监督，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与救济，任重道远而未有穷期。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