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拿下一个贪官，每查处一个大案要案、串案窝案，都有必要把从发现线索到查处定案的全过程向社会公开，让公众真切看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正确认识法治建设、制度创新、公众参与、群众举报等因素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日，山西省人大《人民代表报》原副总编辑宋利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上诉。今年3月2日，山西晋城市中院以贪污罪判处宋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到2012年，宋利在山西长治市原市长张保的帮助下，从省属国有控股企业三元煤业有限总公司套取资金9731.39万元；宋利在北京、厦门、香港、新加坡拥有多套房产，合计4396.26万元。

据报道，宋利从一名报纸发行人员快速升任报社副总编，离不开山西省人大副秘书长兼《人民代表报》社社长李正伦的大力提携。其后她利用担任报社副总编、国有传媒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以承办“攀岩节”和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名义，从国有企业套取巨额资金据为己有，则主要得益于长治市原市长张保的鼎力帮助。宋利与李正伦“关系很特别”，后来更被视为张保的情妇，宋利被查处后，很快李正伦被撤职，张保也被查处，后者于今年4月被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可见宋利与李正伦、张保等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在官场合纵勾连、蝇营狗苟的故事，原本没有特别新奇之处。

然而在有关报道中，宋利之所以东窗事发，被认为缘于与云南一名网络红人的一场“微博对骂”，两人从对骂发展到互相揭短、进行人肉搜索，随后有人在网上公布了几辆奔驰、奥迪等小汽车车牌号，暗示这些车均为宋利个人名下的私车。虽然报道没有披露宋利被网络红人一方人肉搜索的详情，也未言明对方是否向山西有关方面举报了宋利涉嫌贪腐的事实，但报道中这些语焉不详的内容，足以让人进行“合理推断”——一场“微博对骂”竟然牵出了一名女巨贪，由这名女巨贪又牵出了张保、李正伦等问题官员，近两年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受到查处，很可能与那场“微博对骂”也大有关系呢。

实际上，问题和真相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综合多方信息，张保、李正伦等官员出事，或许多少有受宋利“牵连”的成分，但关联度有多大，却不可过高估计。2013年2月长治苯胺泄漏事故后，张保因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山西省委决定其不再担任长治市长职务，由张保的去留引发了一系列权斗，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等各路人马展开较量，撕开了山西官场大地震的口子。由此可知，张保、李正伦等厅局级官员，以及宋利那样等而下之的人物，只是山西官场权斗大戏中的小角色。即便没有与网络红人的“微博对骂”，宋利贪贿几千万元迟早也要露出马脚；即便没有受宋利的“牵连”，张保、李正伦等人迟早也会中箭落马。这不是由某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偶然事件引发的，而是由十八大后山西官场强力反腐的大形势决定的。

目前条件下，微博对骂、人肉搜索、网络曝光等网络表达形式，容易被夸大为“网络反腐”最有效的手段，其实这更多的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不无善意的“反腐想象”。我们不能贬低群众举报、网络举报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但也不能把一些网络表达“想象”为反腐败斗争的关键环节，不能夸大“微博对骂”等网络行为的实际作用。

反腐败是一场多层次、全方位的战斗，不是单靠某个人或某一环节的“突破”就能马到成功。每拿下一个贪官，每查处一个大案要案、串案窝案，都有必要把从发现线索到查处定案的全过程向社会公开，让公众真切看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正确认识法治建设、制度创新、公众参与、群众举报等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走出“微博对骂牵出女巨贪”之类不切实际的“反腐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