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厅官毕国昌自曝“被三亚城管欺负得只剩裤衩”一事再现波澜。12月12日，一则名为《最新视频铁证！扒开毕厅长的丑陋嘴脸！》的文章在网上传开，这篇文章用多段监控视频证实，毕国昌当天在自行车与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如其自述的“虚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车前往市政府，并在过程中回过一趟家。毕国昌就此事回应称，他承认自己说谎，向公众及媒体道歉。（12月13日《西安晚报》）

这则被舆论和媒体标签化为“反转”的新闻，其实顶多算是事件曝出了一些新的信息，远谈不上“反转”。毕竟，它并没有改变城管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也即事件的本质没有“反转”。而“反转”说的流行，加之舆论由此所增加的对毕国昌这一维权方式的反感与谴责，所折射出的某些舆论心态倒值得剖析和厘清。

没有人会否认，即便是维权也应该明明白白，一是一二是二。但理想状态下的道德标准和现实行动总难免产生出入。对应到维权事件中，因为对正当维权渠道的不信任，或由于维权者个人品性等差异都会影响到具体的维权方式。但纵然个人“私德有亏”也不意味着在维权上就失去了合法权利，会因而降低公权的过错程度。相较于公权的疏漏，公民道德的不足，理应居于次位。这是批评类似事件的一个价值底线，也即通常所说的“恶猜公权，善待公民”。

因此，这样的事件后续曝光后，人们的第一追问，不应该是谴责维权者的行为有偏差，而是那些针对维权者的监控画面是如何被精心剪辑并被曝光的？因为这样的疑问，已经超出了个案的范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维权者是被公权力“起底”，其所折射出的“报复”心态，或将可能作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个人的行踪可以随意被披露，可能被曝光的又何止是毕国昌？所以，这样的后续曝光，其实令当地相关部门陷入了更大的被动之中。

毕国昌的“裤衩维权”其实颇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只是因为事件一开始就被注入“厅官”的标签，而出现更多的价值纷争。但客观而言，虽然身为前厅官，即便是有夸大乃至“撒谎”的细节，其做法依然未能动用不当的权力资源，更未超出法律的边界。甚至可以说，在那样一种场景之下的毕国昌或也只是放大了自身的弱者立场，拿起了“裤衩维权”的“弱者武器”。退而言之，若其通过私下的“权力沟通”去“摆平”该事，或才是对公共利益的损耗，是最不可取之法。

从正常道德要求和维权方式来看待这样的事件，毕国昌的做法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具体在这样的事件中，若只是一边同情其遭遇，又一边过度地谴责其维权行为，就很可能陷入一种“理中客”的尴尬之中。要看到，这则含有“反转”之意的视频的曝光，本来就预设了一种认知，即让当地城管“难堪”的毕国昌，将同样要遭受舆论的谴责和非议。如此一来，视频曝光的目的无疑就得到了满足。

如果说毕国昌式维权不值得提倡，那么更不应该收获认同和提倡的就是放大维权者的缺陷，甚至为维权者设置隐性的“道德标准”，仿佛私德有亏，就不配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做派。本质上来说，一套正常的维权体系下，普通公民和维权者本无需在维权上“花心思”甚至是“不择手段”。就此而言，毕国昌式维权得以发生，不过还是整个社会对于正常维权渠道信任度不够的一道缩影。而当务之急，三亚相关部门需尽快对这段视频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个明白的说法。（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