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胡润第四次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在胡润百富榜发布的17年里，一共出现35位“问题富豪”，占比1.1%。其中，有18位富豪入狱，11位富豪已经出狱，5位富豪尚未宣判，1位富豪被执行死刑。

近年来，对于仍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富豪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胡润第四次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在从1999年至2015年的17年里，共3087位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对于中国富豪来说，近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虽说众多中国富豪中，有98.9%能带领企业健康发展，仅1.1%成为“问题富豪”，但这为数不多的“问题富豪”接二连三触犯法律这根“高压线”，仍然触痛人们的神经。

“问题富豪”可以说是近年来媒体格外关注的焦点。民营企业“原罪说”的观点也引发了对中国富豪“成长期烦恼”的关注，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问题富豪”折戟沉沙，落下马来。“问题富豪”层出不穷，似乎印证了他们在获取财富时就身负“原罪”的假说，尽管这种看法既不深刻，更不理性。但我们分明看过太多的富豪大亨从发迹到毁灭的轨迹。过去这10多年，“巨骗首富”牟其中、“赌命富豪”杨斌、“神秘富豪”仰融、“地产富豪”钱永伟、“两栖富豪”刘波等等，一个个都是从罩着耀眼光环下轰然倒下，突然间从财富的巅峰失速坠入犯罪的深渊。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下一个倒下的富豪又该轮上谁？

“问题富豪”之问题，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趁着价格双轨制，炒批条、搞官倒，倒卖汽车、钢材、化肥、水泥等大宗紧缺物资，从中赚取超额差价，攫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有的人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的人则沦为经济罪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商品也告别了短缺时代。在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日臻完善，在此背景下，一些求富者纷纷将觊觎的目光盯上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意图从这些高度垄断的领域之中，掘取尽可能更多的金子。放眼看去，近几年崛起的新富们，不少早已告别了当初的商品经营，摇身一变成为“生产要素”的经营者，这些豪门富贾既乐于插足于金融市场和债市、股市，更热衷于“圈地”，炒卖地皮。透过制度的漏洞和缝隙，可以看到这些富豪的原形毕露，正是他们导演出无数次行贿受贿、拉拢腐蚀、圈钱套钱、偷梁换柱的鬼把戏！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并轨的特殊时期，一边是屡创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一边是“问题富豪”层出不穷、新人辈出。深入了解剖析“问题富豪”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些落马富豪大多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都是玩“空手道”的高手，如在融资过程大耍“高息揽款”的把戏，在房地产开发中大搞“借鸡生蛋”的伎俩。也许有人会说，“问题富豪”与经济奇迹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子。但事实并非如此，譬如，近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商现象”就是一个明证，在民营企业和富豪最密集的浙江，鲜有“问题富豪”落马现象。在历年评选出的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中，入围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制造业为主业。浙商们很少有人玩“空手道”，而是靠兢兢业业发展制造业等发家致富，致力于“养鸡生蛋”。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起的，做鞋子、做纽扣、做文具……钱，一分一分地赚；事，踏踏实实地做。因为民企有着充裕的资金，使浙商们无需冒风险搞非法集资，或玩拆东墙补西墙非法借贷的把戏。专家们破解浙商致富的“密码”是：没有靠山，白手起家，再加上吃苦耐劳、精于算计的品质。

浙商之中“问题富豪”之少，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从中也能领悟到别的地方“问题富豪”之多，则必定其中有制度之漏洞，机制之欠缺。对于“问题富豪”层出不穷的现象，诅咒其罪有应得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情绪发泄，冷静思忖制度的缺失并及时加以补救才是治本之策。譬如，在浙江，政府从“松绑放权”到“政策套餐”，在政策上导向上着力促使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过去，浙江的民营企业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问题，但他们觉悟得早、整治得也早，使得浙商们非常注重诚信，这也是浙商中很少出现“问题富豪”的重要原因。“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富豪倒下，或许是自作自受；群体性倒下，则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通过制度创新堵塞漏洞，那么，“问题富豪”问题就会更加尖锐，更加让人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