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降费减负”成了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热词。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国务院部门要带头以更大决心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费，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早前1月国务院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中央领导也明确表态，“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从而为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国务院要对此开展督查”。

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要求不难理解。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从“玻璃大王”曹德旺到娃哈哈掌门宗庆后，企业家们对减轻税负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税收改革持续加大力度进行的同时，“费”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焦点。娃哈哈曾反映自己缴纳过533项收费，引发舆论哗然，虽经核实实际收费项目缩减至212项，但其2015年高达7412.07万元缴费数字，依然备受关注，尤其是核定的35项协会商会会费、订刊费等，显得非常扎眼。企业税费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直接影响企业再投入的经济能力。清理和降低企业收费，不仅是政府回应企业心声的责任，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

税费负担，表面上看牵扯的是企业经营成本，但归根结底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如果说涉税的部分相对固定、明晰的话，那么费的部分则往往具有很大弹性，且经常是隐性的、模糊的。一些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以强制企业入会的方式违规收费，这些行为背后，依稀可见的都是行政权力的影子。政府的手伸得过长，企业自然会以一种博弈的方式回缩，实体经济发展必然受限；行政权力干预越多，市场机制就越难发挥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一旦政府与市场跳出法定边界，政府与企业关系犬齿交错，那么公共权力的任意性就会大大增强，腐败行为也会随之滋生。所以，降费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降费关键在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立约”，阐明二者各自领地，何处能为，何者可为。按照新一轮“放管服”的改革要求，重点就是抓紧制定实施和逐步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降费还要特别重视那些变了形式的管制和干预。最近颇受关注的海口用红头文件恢复国务院已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就是典型一例。一些税费清理改革之所以对企业而言没有“获得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名义上的费用取消了，却又增加了新花样；相关管制部门不收了，却又授权协会、事业单位“暗度陈仓”。所以，不仅要“立约”，还要监督这些清单的执行落实情况，以免上有政策、下搞对策，明着执行、暗处一套，“县官不如现管”。

要求“国务院部门带头降费”来“以上率下”，不仅是说这些部委办要带头落实各项制度、清单，带头规范自身权力，依法行事，而且还应该暗含“顶层设计”的要求。在一个典型的“条块结合、上下一体”的行政体制下，下级机构的设置往往对应上级管理、考核需求而存在。上面有评比，下面就会有行动，改革能不能落实到基层，上层的做法、要求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另外，在压力型考核体制下，相比于上级的“统筹”“指挥”角色，下级更多承担了落实、执行的职能，如果上级只给政策不给投入，那么下级就只能“发挥特长”去“开源”。因此，降费不仅仅是税费改革，也是上下权力的理顺过程，只有权责利相一致，好的政策才能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