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原本是保障权益和实现监督的一项制度。然而，因为举报门槛低、成本小、渠道多，这一工具正在被部分家长滥用，逐渐成为“割”向教师的一把“钝刀子”。据《半月谈》报道，西南某地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

那些举报的理由简直是五花八门——作业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对学生太“温柔”或太“严厉”，甚至因为老师没及时回复家长的信息、在学生面前吃了外卖，或者学生丢了块橡皮，都成了投诉的理由。还有的家长因为不满老师的管教方式，举报老师“心理虐待”学生，结果调查后发现老师只是对不当行为进行了班会批评，行为合情合理。更有甚者，有学生因不满老师的批评，竟借着举报撒气，捏造出“老师体罚、辱骂学生”的故事，经查完全子虚乌有。

家长“找茬”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对孩子的过度保护，认为孩子一受了“委屈”就得立马找老师“讨公道”；有的是过于焦虑和敏感，误解了教师的意图和教学方式；还有一些则过于自信，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教师稍有不同，就被视为“敌对”。举报没有风险，“即便失实，举报者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有些人开始滥用举报这个“锤子”，不管有没有钉子，锤上去再说。

然而，这样的举报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不管因何举报，有无证据，是否属实，接到了举报，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就要有所回应，不得不为那些不实举报、荒谬举报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当老师陷入自证的繁琐流程，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又如何保障孩子们能够获得健康的教育环境？当举报的随意性使教师在教学中进退维谷，不敢管、不想管，又如何督促学生求学和上进？举报者动动嘴，调查者跑断腿，被举报者心很累。

滥用举报既是家校沟通不畅的“果”，也是加剧彼此不信任的“因”，教育生态若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受到影响的一定是学生。

要减少不实举报，关键在于优化举报机制。应该考虑为举报设立合理的门槛，比如有一定“举证责任”的要求，需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而不是仅凭主观判断。不提供任何证据，空口说白话，或无中生有、明显失实，就应该在初筛中被过滤掉。如此，既保障正当的举报权，也避免无意义的投诉调查。

处理举报的流程可以仿效医疗行业的分诊机制，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事情分级处理：对明显轻微、主观色彩较强烈的投诉，通过学校层面的沟通调解机制进行初步处理；对涉及重大师德问题、严重违反教育规范的情况，通过更高层级的渠道处理。分层处置，不仅能提高举报效率，还能让小问题在早期被快速解决，防止矛盾扩大化。在确保问题得到关注的同时，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和教师精力。

另外，举报不能是单向责任制。举报者如果不用为失实举报付出任何代价，就很难抑制部分人滥用举报的恶念。比如，对于多次恶意举报的个别人，可以限制其未来的举报权，或要求其公开道歉，甚至在严重的情形下追究法律责任，让家长和学生意识到，举报是一种权利，但任何权利都有边界，滥用权利也是要承担后果的。

即便举报内容被证明不实，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获得感仍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公开澄清事实，为遭遇了恶意举报、不实举报的人正名，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建教师的信心和社会形象。做错了要受罚，做得对就应该被鼓励。

正当的举报，是净化教育生态、监督教学质量的一种必要手段。是时候为举报机制安装合理的“安全阀”，让它回归到监督的本来属性。（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