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上午，深圳市31个“大部制”单位在深圳市民中心集体挂牌。据当地媒体报道，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共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内设、下设及排除机构151个，减少领导职数394名。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凡不该政府做的，政府要坚决退出，即使市场暂时做不好，政府也要充分放手，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做。”

据公开的信息显示，此番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中，机构虽有调整撤销之变，官员却无失业下岗之忧。机构少了，人员不变，结果只是部门大了。至于“大部制”能否真正实现“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还有待实践来证明。

应当承认，“精兵简政”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6次，但似乎总摆脱不了“前精减后增员”，甚至是“边精简边增员”的宿命。2008年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也曾轰轰烈烈，喧嚣一时，其结果却是将原有的28个部委减少至27个“大部委”，在这27个“大部委”下，还新设了四个局。这些大部委合并了诸多职能，固然有助于减少部委之间的摩擦，有利于将原本分散的权力在同一个“大部”里进行集中，行政效能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但在中国现实的行政生态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却并非权力的分散，而恰恰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当一项权力既不受权利的监督，也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那就成了赤裸裸的绝对权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升了些许行政效率，却增大了腐败的风险，那将是得不偿失之举。因此，“大部制”的目标绝不应仅仅停留在部门之间的合并上，而应通过科学的权力分配，在权力与权力之间建立一种足以相互牵制的平衡关系。

在笔者看来，作为特区，更值得试验的还是权力向权利的开放，向社会的开放，让权力在它的服务对象可以约束的范围之内运行。行政权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市民所需要的服务，既要及时有效，也要公平公正。这其中，公平、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两者能够兼备更好，倘若机构改革的目标仅仅指向效率，那就偏离了民心所向。当然，公众对于机构改革的成效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官员的廉洁。无论是公平、公正，还是廉洁，光靠行政权的自觉是不可能实现的。诸多鲜活的案例仍在不断证明这一常识。也惟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够促使政府不断“小”而“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