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种财权事权都与城市的行政级别有关，一个县级市和一个地级市的权限差别相当大。要破解这一现象，唯有更多使用市场规律来配置。

近日，国家发改委城镇化问题专家在达沃斯论坛解读新型城镇化时指出，中国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

在雾霾、拥堵等“大城市病”正广受诟病的时候，发改委专家出此言论，不难预料会引起一些争议。然而，要读懂这一表态，并不能将“大城市病”与“大城市”简单画上等号。东京、纽约等世界知名的大都市同样是大城市，但与中国的一线城市相比，“大城市病”显然轻微一些。“大城市病”确实跟“大”有关系，但“大”并不一定是病灶所在，而可能只是病症之一。一看到一些大城市“犯病”，便否定大城市存在发展的意义，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而要理解“大城市严重不足”这一说法，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其一，这是基于平衡的考量。目前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确实存在人口与资源非常集中的现象，如何为这些特大型城市分忧，正需要更多大城市的出现，提供接近北上广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就业岗位。但目前，一些规模次于北上广的大城市甚至是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尚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第二，这也体现了一种动态的思路。如何解决“不足”？当然必须从现有的基础出发，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只有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才可能改变大城市不足的局面。

事实上，“大城市严重不足”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更要思考大城市如何“从大到优”，而乡村、小城镇如何“从小到大”的问题。

大城市要“从大到优”，更该注重的不再是“长高长大”，而是提升管理能力，尽量减弱“大城市病”。“人往高处走”，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自然规律，但特大型城市已经不能再走扩环线、圈土地的摊大饼模式。这就要求它们发挥辐射力，转型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引领周围城市的发展。

乡村、小城镇要“从小到大”，也必然要通过城市群建设，来实现就地城镇化。由于高铁、城际轨道等交通方式的发展，城市群建设已经具备了一些硬性条件，在公共服务、居住环境、就业方面的软实力增强，才能提升这些卫星城市的吸引力。如果将特大城市比作大齿轮，将乡村比作小齿轮，要使得这一套系统运转起来，未来还必须拿出更多“中齿轮”，这必然需要大城市的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

但在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也必须注意思路上的转变。目前，各种财权事权都与城市的行政级别有关，一个县级市和一个地级市的权限差别相当大。不仅是政治资源，还有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层面的资源也往往与行政级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破解这一现象，唯有减弱资源配置的行政色彩，更多使用市场规律来配置。这也是现实的需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强市强镇，“身体大、衣服小”的困境已经显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除了行政级别外，还要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公共服务、区域战略定位等因素，“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话糙理不糙。